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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在码头不远处的钓鱼用品店挂着崭新的招牌。冬天，几乎没有生意，店堂空荡荡的。柜台后面那位晒得黝黑的先生告诉我，店铺是一年前易手的，原先的女主人做了一次心脏手术，不能再继续打理店铺了，不过她和她的丈夫就住在钓鱼用品店后面的小平房里。如果我想见他们，穿过后门出去就行。

我就这么做了。走过堆积着钓线、鱼竿、成桶鱼饵和潜水服的仓库，推门踏进阴暗的后院。地上的积雪没有脚印，完整洁白，楼梯上的也是。我按了按门铃，没有声音，只好敲了敲门。里面传来软拖鞋摩擦木板的声音，门打开了，露出一个年轻女孩的脸，大概是护工，她问我有没有事先通知梅森太太，我说有。

五分钟之后，我局促不安地坐在凹陷的长沙发里，面前放着一杯迅速冷却的茶，等着梅森太太。卧室门打开的时候我跳了起来，看着年长女士走过来。她穿着一件深蓝色毛衣，戴着一串珍珠项链，右手有戒指，一块皮带纤细的手表圈着手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饰品。安德烈的眼睛显然遗传自母亲，一样的绿色，让人想到海藻、深水和苔藓。她露出微笑，邀请我坐下，问天气是不是为我的旅途带来了很多阻碍。

“不算太严重。”我回答，用德语，她的脸好像一下子亮了起来，很多年没人和她说过德语了，“谢谢你没有拒绝我，梅森太太。”

“我不会拒绝卡尔的朋友。”

“我在电报里没能好好介绍自己，我姓沃格尔，莱纳·沃格尔。卡尔在柏林的时候，我曾经和他一起工作。”

这个名字就像落在舌头上的一小撮沙子。“卡尔”这个名字在我记忆里唤起的是一张空白的画布，我不能把它和安德烈联系在一起。为了不去看那双属于母亲的眼睛，我又喝了一口茶，把目光移到电话旁边的相框上，离我最近的那张照片想必是蜜月旅行的纪念品，安德烈的母亲和继父在烈日下看着大海，不知道是哪里的海，葡萄牙？希腊？另一张黑白照片是年轻的安德烈，穿着军服，戴着皇家工程兵的肩章，看起来不会超过二十岁。我克制住伸手把相框拿起来的冲动，放下茶杯。

“那么，您也在渡轮公司工作？”梅森太太问。

我完全可以回答“是”，说一些礼貌的废话，道别，冲上火车逃离这座困倦的海滨城市，但这样就完全浪费我从苏黎世到这里一路积累的勇气了。我清了清喉咙，对方想必感觉到了我的紧张，坐直了一些，一只手放在珍珠项链上。

“不，梅森太太，我不在渡轮公司工作，卡尔也不是。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和您见一面，我认为……”我的句子开始变得散乱，“我认为您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您有权知道，我应该早点来的，但当然，六处不会让我接近您，现在不同了，现在他们觉得无所谓了，那么多年过去了。”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沃格尔先生。”

“梅森太太，我来这里，是为了告诉您1961年8月13日凌晨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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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起先说得很慢，因为不确定该从哪里开始。后来故事本身接过了缰绳，自己往前奔跑。安德烈的母亲安静地听着，紧紧攥着手帕。她就像任何一个已经习惯于苦难的人那样接受这个故事：不质疑，也不反抗。中途我们只被打断了一次，梅森先生散步回来了，我重新介绍自己，复述我的来访目的。他不是很能听懂德语，但始终坐在妻子身边，握着她的手。

“我认为这是我欠卡尔的，我必须让你们知道他不是因为什么愚蠢的滑雪事故丧生，我认为这是我的错。”为了不让沉默持续太久，我最后这么说，作为我的结案陈词，“我真的很抱歉，梅森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