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章 狂热时代

一九七零年一月十一日，席存瑞与所有部长级官员正式宣誓就职。

顾祝同是在国务院一间专门为他划出来的办公室里宣誓的，航空航天部刚刚成立，办公大楼的选址工作都没结束，要等到两年之后才能建成，所以他只能暂时在国务院的办公大楼里开展工作。

当然，这并没有打击他的工作积极性。

就任之后，顾祝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起草载人登月工程计划书，而且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拿出了详细计划。

一月十三日，在第一次内阁全体会议上，顾祝同就抛出了这颗重磅炸弹。

载人登月工程，也因此成为席存瑞第二届任期内审议的，以及提交给国民议会进行投票表决的第一份政府议案。

显然，这足以证明顾祝同对载人登月工程的重视程度。

有趣的是，当时席存瑞反而不是很重视。在席存瑞看来，先应该解决的是危地马拉的军事行动。

事实上，在此之后，内阁会议上的主要话题都与危地马拉战争有关。

更有趣的是，在谈论到战争话题的时候，顾祝同很少表明态度，甚至很少参与辩论，只有在席存瑞、或者是丁明聪提到的时候，特别是主动征求他的意见的时候，他才会给出一些简单的建议。

在其他人眼里，顾祝同似乎压根就不关心这场关系到数十万中**人的战争。

只是，顾祝同不是国防部长、也不是国务院总理，而是航空航天部长，因此他不愿意参与跟本部门无关的讨论话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不管怎么说，不在其位不谋其职，顾祝同现在的身份不是军人，而是政治家。

当然，席存瑞知道个中缘由。

这就是。顾祝同一直不大重视危地马拉战争。在私下，顾祝同曾经明确告诉席存瑞，危地马拉战争迟早会结束，而且不管以什么方式结束，其最终影响都不会很大，因为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影响在其结束之前就已经显现了出来，因此战争的结束方式并不重要，而战争本身也就不太重要。

说白了。就是没有必要为这场战争花费太多的精力。

如果换个角度来看的话，这就意味着需要关注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对其他领域所造成的影响。

当时，席存瑞还不明白顾祝同的意思。

等他明白了顾祝同这番劝告的深刻含义之后，他不得不佩服顾祝同的政治头脑，以及长远的战略眼光。

这也让席存瑞相信，顾祝同在脱下军装之后，绝对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

也许，顾祝同更适合住进总统府。

当然，早在几年前。顾祝同就有这个机会，而且只要他愿意。他早就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总统了。

也正是如此，席存瑞开始无条件的支持顾祝同在航天领域的所有行动。

当然，席存瑞依然得把重点放到战争上，只不过他采纳了顾祝同的建议，即更多的关注战争的附带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讲，载人登月工程就是危地马拉战争的附带影响之一。

前面已经提到，危地马拉战争肯定会结束。不管是在一九七零年结束，还是再拖上好几年，迟早有一天会结束。问题是。在战争期间，已经被压制了十多年的中**事工业，以及相关的重工业得到了迅猛展，创造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还大幅度提高了相关产业的工资水平。如果在战争结束之后，无法确保这些产业继续展，至少是维持现状，那么中国就要出大问题。

显然，战争是政府行为，因此战争得由政府花钱。

这样一来，就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在战争结束之后，为了维持庞大的产业规模，需要另外一个花钱的政府工程。

显然，载人登月工程就是一个花钱能力不亚于战争的政府工程。

更重要的是，载人登月工程与军火工业、重工业的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可以看成是军火工业的延伸。

这就是，载人登月工程所涉及的工业产品，绝大部分由军火商提供。

比如，三家有能力生产大推力运载火箭的公司都是军火公司，生产了战略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空射巡航导弹、高空侦察机、远程截击机、远程防空导弹、舰载防空导弹等众多武器装备。

显然，有了载人登月工程，就算战争结束，这些军火企业也能获得政府订单，确保其雇佣的工人能够获得新的工作合同。

事实上，整条产业链都将获益。

说白了，载人登月工程也需要钢铁、需要化工产品、需要庞大的运输力量、需要大量先进技术，而这些需求与军火工业几乎没有差别，即与军火生产企业合作的钢铁厂、化工厂与运输企业，乃至科研机构，同样是载人登月工程的子承包商，能够从这个庞大的政府工程中获得盈利。

显然，关键就是政府得花钱，而且花的钱不比战争开支少。

在这方面，顾祝同做得非常出色。

在一九六九到一九七零财年度预算中，顾祝同就申请到了一笔额外预算，即为载人登月工程投入五十四亿华元的启动资金。

因为在已经通过的预算中没有这笔钱，所以这笔额外开支将通过贷款获得，然后在下一财年度偿还。

也就是说，提前动用了下一财年度的预算。

在很多人看来，五十四亿华元不算多。中国中央政府在这一年的预算总额高达六千五百亿华元，还没有包括四百七十亿战争开支。

问题是，这仅仅是启动资金。

在顾祝同提交给国民议会的预算报告中，这笔钱主要用在基础科研项目上，其用来启动与载人登月工程有关的关键科研项目，以确保载人登月工程能够顺利展开，并且在计划的时间内完成。

从这个角度看，载人登月工程就是个无底洞。

顾祝同到国民议会做预算报告的时候，就有议员问到，实现载人登月，总共需要投入多少资金。

当时，顾祝同只给出了一个大概的答复，而且是最乐观的答复，即五百亿华元。

显然，即便是最乐观的估计，也让在野党的议员难以接受。

在辩论的时候，一名中华复兴党的议员就明确提到，哪怕五百亿华元能够把宇航员送上月球，这笔钱花得也很没有价值，因为把这笔钱花在其他地方的话，能够为国家与民众带来更多的好处。当时，这名议员就提出，让载人登月工程下马，把计划用在载人登月工程上的资金用来完善国家道路交通网，实现铁路电气化，并且修建贯穿全国的四横四纵八条高速公路。

事实上，五百亿华元，只是最保守的估计。

显然，实际花费将远远超过保守估计。

关键就是，载人登月工程所需的技术大大超越了这个时代。为了弥补技术缺陷，就需要投入海量资金，用笨拙的手段来实现同样的效果，从而绕过技术壁垒，确保整个系统能够技术运转。

比如，当时的电子技术与计算机技术就离实现载人登月有很大的差距。

为了绕过这个技术壁垒，就只能采用相差了一个时代的落后技术，从而导致与之相关的系统严重超重。比如，为了弥补计算机运算能力的缺陷，不得不采用机械设备来实现类似的功能，而用在飞行控制系统上的机械设备的总重量高达三百多公斤，而如果有足够先进的计算机，系统重量能控制在十公斤以内。

说白了，当时中国的载人登月工程，几乎就是靠蛮力搞上去的，或者说是用金钱做基础堆积起来的。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前面提到过，如果从经济可行的角度出，即便到二十一世纪，载人登月的技术都没有完全成熟，即没有经济效益可言。

所幸的是，在冷战期间，所有战略项目都是政府工程。

政府工程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经济效益是次要问题，要问题是能不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说白了，很多政府工程就是为了争一口气。

载人登月工程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在冷战期间类似的政府工程数不胜数。比如，中德两国一直在比拼建造摩天大楼的速度，以及摩天大楼的高度。又比如，在法国人顾拜旦开创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中德就开始在竞技场上展开全面较量，冷战期间的每一次奥运会都是中德两国奖牌数量的比拼大会。即便谁得了金牌，对两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没有半点关系，但是每当本国的运动员得了金牌，特别是击败了对方的运动员得到金牌，国民总会异常兴奋。

这些烧钱的政府工程，一直贯穿整个冷战，可以说是中德冷战的主要标志。

有趣的是，不管政府工程烧了多少钱，只要能够成功，就肯定能得到国民支持，甚至是花钱越多，越能得到国民支持。

这是一个狂热的时代，一个整个国家都处于癫狂状态的时代。

同样的，这也是一个奇迹频出的时代，更是一个科技大展的时代。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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