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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袁崇焕评传(2)

小说:碧血剑(下卷)(新修版)作者:金庸字数:2609字更新时间 : 2021-10-28 12: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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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越来越恶化,到万历四十二年,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他的奏章写得十分激昂,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京城里怨声载道,大祸已在眼前,皇上还自以为不见臣子是神明妙用,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这样妙法吧。[8]神宗抽饱了鸦片,已经火气全无。这样的奏章,如果落在开国的太祖、成祖、末代的思宗手里,叶向高非杀头不可。但神宗只要有钱可括,给大臣讥讽几句、甚至骂上一顿,都无所谓。

万历年间的众大臣说得上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人上奏,说皇上这样搞法,势必民穷财尽,天下大乱;[9]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10]有人说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又有谁来给你看守?[11]有的指责说,皇上欺骗百姓,不免类似桀纣昏君;[12]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忌惮之人,去干没有天理王法之事;[13]有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用。[14]臣子居然胆敢这样公然上奏痛骂皇帝,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臣骂,而是大家都骂,那也是空前绝后、令人难以想像的事。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神宗对这些批评全不理睬。正史上的记载,往往说“疏入,上怒,留中不报”。留中,就是不批覆。或许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但直到他死,拚命搜括的作风丝毫不改。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赋。皇帝搜括所得都存于私人库房(内库),政府的公家库房(外库)却总是不够钱,结果是内库太实,外库太虚。[15]

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

神宗除了专心搜括之外,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翀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1]Edard Gon: Th Dcln and Fall of th Roan Epr, Th Hrtag Prss, N York.

[2]这是后世论者的共同意见。《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清高宗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3]十六世纪后期来到中国游历的欧洲人,如G.Prra, G.da Gruz, M.d Rada 等人著书盛赞中国。他们拿中国的道路、城市、土地、卫生、贫民生活等和欧洲比较,认为中国好得多。见A.P.Nton, d., Travl and Travllrs of th Mddl Ags; C.R.Boxr, South Chna n th 16th Cntury等书。直到一七九八年,马尔塞斯在《人口论·第一篇》中还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国家。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利马窦等人更盛赞中国的文治制度,认为举世无出其右。参阅L.J.Gallaghr, S.J.tr., Chna n th Sxtnth Cntury.

[4]Wolfra Erhard: A Hstory of Chna, p.249.

[5]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充满偏执和高傲……到了神宗,又在这高傲的血液里,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息,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他长日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麦。成日的精神,集中在这一点上面。……明朝底皇帝,只有神宗嗜利,出于天性,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三一七页)但说小农嗜利,似乎不大妥当。小农种麦而盼望收成,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又是生活的唯一资料,不能说是嗜利。一般来说,富农大概比小农更嗜利,否则做不成富农。神宗之母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伯李伟,本来做泥水匠。

[6]矿税的税率是胡乱指定的,在L.Carrngton Goodrch, A Short Hstory of th Chns Popl中,说万历时的矿税是矿产价值的百分之四十,即使矿场已经停闭,矿主每年仍须按旧税率缴税。p.[199]

[7]据张居正奏疏〈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

[8]叶向高奏:“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9]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令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

[10]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奏:“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黎,逸圈内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怨愤无处得伸,郁结无时可解。”

[11]凤阳巡抚李三才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崇聚财贿,而使小民无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陛下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12]给事中田大益奏:“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邱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公私骚然,脂膏殚竭,向所谓军国正用,反致缺损。……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齿,而冀以智计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陛下矜奋自贤,沉迷不返,以豪珰奸弁为腹心,以金钱珠玉为命脉……即令逢干剖心,皋夔进谏,亦安能解其惑哉?”又言:“陛下驱率狼虎,飞而食人……夫天下至贵而金玉珠宝至贱也。积金玉珠宝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宝哉?”

[13]吏部尚书李戴奏:“今三辅嗷嗷,民不聊生;草木既尽,剥及树皮;夜窃成群,兼以昼劫;道殣相望,村空无烟。……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此时赋税之役,比二十年前不啻倍矣……指其屋而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V立倾矣。以无可查稽之数,用无所顾畏之人,行无天理王法之事。”

[14]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言:“天子之令,信如四时。三载前尝曰:‘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时。’今年复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戏言,王命委草莽。”

[15]万历四十四年,给事中熊明遇疏:“内库太实,外库太虚。”

(以上8至15各奏疏中的文字散见《明史》或《明通鉴》。)

就在这时候,满清开始崛起。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兵攻明,次年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

四十七年,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满清的世仇)兵二万,朝鲜(中国的属国)兵二万,兵分四路,大举攻清。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集中兵力,专攻西路一军。西路军的总兵官杜松是明军的勇将,平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脱去衣衫,将满身的累累刀枪瘢痕向人夸示。出兵之时,他脱去上身衣衫,在城中游街,百姓鼓掌喝采。

西路这一仗,称为“萨尔浒之役”,明军有火器钢炮,军火锐利得多。但杜松有勇无谋,他是统兵六万的兵团司令,却打了赤膊,露出全身伤疤,一马当先的冲锋。大概他是《三国演义》的读者,很羡慕“虎痴”许褚的勇猛。在〈许褚裸衣斗马超〉这回书中,描写许褚“卸了盔甲,浑身筋突,赤体提刀,翻身上马,来与马超决战。”果然威风得紧。但不知他记不记得许褚这场狠斗,结果是“操兵大乱,许褚背中两箭”?有趣的是,小说的评注者评道:“谁叫汝赤膊?”

明清两军列阵交锋之时,突然天昏地暗,数尺之外就什么也瞧不见了。杜松又犯了一个大错误,下令众军点起火把。这一来,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明军照亮了自身,成为清兵的箭靶子。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作主力猛攻,他儿子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结果杜松的遭遇比许褚惨得多,身中十八箭而死,当真是“谁叫汝赤膊?”总兵官阵亡,明军大乱,六万兵全军覆没。

努尔哈赤采取了“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正确战略,一个战役、一个战役的分开来打。明军北路总兵官马林、东路总兵官刘纴二人大败阵亡,朝鲜都元帅率众降清。

刘纴是当时明朝第一大骁将,打过缅甸、倭寇、曾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大小数百战,威名震海内。他所用的镔铁刀重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天下称为“刘大刀”。他的大刀比关羽的八十一斤青龙偃月刀还重了三十九斤。据说他能单手举起一张摆满了酒菜碗筷的柏木八仙桌,在大厅中绕行三圈。连杜松、刘纴这样的骁将都被清兵打死,明军将士心理上受到的打击自然沉重之极,提到满清“辫子兵”时不免谈虎色变。

这场大战是明清两朝兴亡的大关键,而胜败的关键在于:第一、明方的主帅杨镐是文官,完全不懂军事。第二、明朝政事腐败已达极点,军事的组织与制度也废弛不堪,军队久无训练,军械破败残缺,完全没有必要的军事准备。[1]

杨镐全军覆没,朝廷派熊廷弼去守辽东。

万历四十六年七月,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已经失陷,沈阳及附近诸城堡的军民纷纷逃窜。熊廷弼兼程进入辽阳。经过神宗数十年来的百事不理,军队纪律荡然,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避免出战,只要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兵卒就一哄而散。熊廷弼面临的局面实在困难已极。[2]军饷本已十分微薄,但皇帝还是拚命拖欠,不肯饷。[3]

神宗见边关上追饷越迫越急,知道挨不下去了,可是始终不肯掏自己腰包,结果想出了一个对策:再加田赋百分之二。连同以前两次,已共加百分之九,然而向百姓多征的田赋,未必就拿来军饷,皇帝的基本兴趣是将银子藏之于内库。

边界上的警报不断传来,群臣日日请求皇帝临朝,会商战守方略。皇帝总是派太监出来传谕:“皇上有病。”吏部尚书赵焕实在忍不住了,上奏章说:“将来敌人铁骑来到北京城外,陛下也能在深宫中推说有病、就此令敌人退兵吗?”[4]神宗看了这道讽刺辛辣、实已近乎谩骂的奏章,只是心中怀恨,却说什么也不肯召开一次国防会议。

神宗搜括的银锭堆积在内库,年深月久,大起氧化作用,有的黑得像漆,有的脆腐如泥土,[5]就是不肯拿出来用。但他终于死了,千千万万的银两,一两也带不去。[6]

神宗,神宗,真是“神”得很,神经得很!

[1]崇祯时任大学士的徐光启在《庖言》中说:满洲人旧都北门,居住的大都是铁匠,延袤数里。在当时那便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兵工厂组合了。因此满洲兵的盔甲精良,头盔、面具、护臂、护手,都是精铁所制,马匹的要害处也有精铁护具。但明兵盔甲却十分简陋,除了胸背有甲之外,其余部份全无保护。满洲兵冲到近处,专射明兵的脸及胁,中箭必死。又据当时明人程令名说,努尔哈赤所居的都城“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铠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

[2]熊廷弼于八月廿九日上书朝廷,陈述辽东明军情况:“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装死扮活,不肯出战……点册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领饷有名,及闻警告而又去其半……将领皆屡次征战存剩、及新败久废之人,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者……见在马一万余匹,多半瘦损,率由军士故意断绝草料,设法致死,备充步兵,以免出战,甚有无故用刀刺死者。……坚甲利刃,长枪火器,丧失俱尽。今军士所持弓皆断背断弦,所持箭皆无羽无镞,刀皆缺钝,枪皆顽秃。甚有全无一物而借他人以应点者。又皆空头赤体,无一盔甲遮蔽。……闻风而逃,望阵而逃,惧战而逃。顷闻北关信息,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如逃止一二营或数十百人,臣犹可以重法绳之。今五六万人,人人要逃。虽有孙吴军令,亦难禁止。”

[3]万历四十八年三月,熊廷弼上奏:“四十七年十二(疑为“一”字)月赴户部,领饷二十万两,十二月领饷十万两,四十八年正月领饷十五万两,俱无给……岂军到今日尚不饿、马到今日尚不瘦不死、而边事到今日尚不急耶?军兵无粮,如何不卖袄裤杂物?如何不夺民间粮窖?如何不夺马料养自己性命,马匹如何不瘦不死?而户部犹漠然不一动念。”他说户部犹漠然不一动念,是客气的说法,漠然不动一念的,当然是皇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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