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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迷宫（第3页）

首先，正如“有效维持的不平等”(EMI)假设所预见的那样，随着优势群体进入大学的机会接近饱和，他们转而去竞争那些在教育市场上相对更有价值的通货，例如重点中学、声望更高的大学、热门专业等，越精英化的教育场域里不平等就越加剧。

重点高校在高等教育系统里声望最好、回报最高，但其开放给农村学生或低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实际上在扩招之后出现了显著的下降。

其次，正如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一书中所预测的，文凭贬值激起了人们对更高学位的追逐。

大学生考研人数连年攀升的事实有目共睹，即便是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也多数首选升造而非工作，而研究生才是重点高校中求职的主力军。

所有上述现象都提示我们高等教育的梯子可能正在变得越来越拥挤，也因此愈发失去其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的运载效率。

虽然名校文凭仍可带来一定的就业优势，但也不可避免地经受着文凭通胀的冲击。

扩招的另一后果是，文凭在求职市场上代表能力的“信号”作用开始失真，大学生的就业结果越来越依赖家庭文化资本和个人化优势而非学业水准。

英国社会学家布朗(PhillipBrown)指出，随着同样的文凭持有人大量涌入就业市场，雇主再难以通过文凭来甄别求职者的就业能力，因而招聘要求开始被定得更高更精细。

这意味在两个拥有同等学历的求职者中，只有那个条件更优越者能够被录用。

“就业能力”这一概念，在布朗的语境中有着双重意涵：一是求职者所具备的满足岗位资格要求的绝对能力水平，这取决于个人所接受的知识技能训练；二是求职者在所有竞争者中的相对排序位置，这取决于市场与人才的供需关系。

当越来越多的竞争者具备更强的相对优势，即便是绝对就业能力足够的求职者也会陷入劣势。

在这样不断升级的竞技游戏中，包括个人性格、荣誉、工作经验、实习经历在内的“软”实力就成为了证书、学位等“硬”通货的必要补充。

于是，大学生要想将自己打造成能够在求职市场获得优势的候选人，必须有意地、持续地反思和管理自己的大学生活，将大学四年打造成一种致力于为简历加分的“履历经济学”(economy of experience)。

要完成这些极具技术性的操作，需要额外对旅行、实习、体验等课余生活进行精细地投资利用，并加以适当地包装以衔接雇主的偏好，而这显然需要来自家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的加持。

全球竞争中的大学生出国潮在不断升温的就业市场竞争中，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的“出国热”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家的出国留学政策也渐趋自由化。

80年代以来，国家开始逐步放开对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限制。

2003年，我国取消了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的费用征收和审批手续，并设立奖学金鼓励优秀自费留学生。

伴随着国家政策的松绑，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连年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