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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努力（第11页）

”有研究表明，来自弱势社会背景的学生在遇到挑战时更偏向独立解决而不是求助或与他人合作，禹海在访谈时直言他确实如此。

独立解决问题固然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但有限的社会性投入和同质化的交往圈子，限制了他扩展“文化工具箱”的机会，也限制了他为职业道路早做准备的可能。

根据同在北方大学的“目标掌控者”宇森的观察，“北方大学在明面上虽然倡导集体主义、奉献社会，但实际上会在官方或者非官方的地方很鼓励你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哪怕你就是想赚钱也是可以的，但你一定要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一点大学或许没有搬到台面讲，但是私下里辅导员、老师、学长学姐都会给你讲，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这个很重要，所有的一切焦虑、一切纠结都源于自己不清楚这一点”。

可见，禹海身边的人（甚至是多数人），其实并非他以为的那样都对自己的未来没有准备。

假设禹海与辅导员、老师、学长学姐们沟通更加密切一些，或许他就会更早地意识到树立未来职业方向的重要性。

在后文的“转变者”部分，我们会看到那些后来在大学里转变成“目标掌控型”的“直觉依赖者”们，许多人转变的契机正是社会性投入。

需要说明，我作为现象的观察者，希望努力地避免在分析“目标掌控者”和“直觉依赖者”的特点与处境时带有个人的价值倾向。

我力求展现两类人投入学业和课外活动背后的心态以及这些行动带给他们的现实处境，无论是目标掌控者围绕目标而投入的理性模式还是直觉依赖者听话而谨慎地摸索，我并不想表达哪种模式更值得赞赏，也不认为任何批评在这里应有一席之地。

正如已经在文中体现的，两类人都有自己的行动逻辑和道德观念，两者所秉持的价值判断各有其理，他们的行动在他们自身的认知体系内也是自洽、合理的。

只是，恰如布迪厄的理论洞见，大学这个场域的“游戏规则”的确更倾向于掌控优势阶层的知识和文化倾向的学生。

从上文中我们看到，“目标掌控者”以生涯目标为核心来组织学业和社会性投入的策略确实更容易使他们在大学里积累职业优势。

“直觉依赖者”虽然可能同样努力，其学业和社会性投入却缺乏目标意识的统领，因而容易流于松散，不利于他们在有限的大学时光中积累优势。

更不用说，由于习性错配所制造的适应障碍，他们在学业和社会交往上融入大学环境的难度本就更大。

结果就是，“直觉依赖者”常常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被动地被推向毕业的出口。

抑或说，“直觉依赖者”组织学业和社会性投入的松散方式本无可厚非，甚至比“目标掌控模式”更接近于“博雅教育”的人文主义理想，但一旦被置于第二章所述及的宏观制度背景和竞争规则之下，其相对于“目标掌控模式”的低效性就显而易见了。

说到底，“直觉依赖模式”下组织学业和社会性投入的低效方式，是习性不能完全适应场域游戏规则所产生的结构性限制。

大成的一席话正是对这种结构性限制的生动描述：“（高考）状元也会挂科。

比如说你是西部地区的，你的这个原先生活层次就是不够现代化，突然来到一个现代化的学校，必须要求你开始过现代化的生活、参加现代化的竞争，你的综合素质短板就会被放大，你又很高傲，就会很受打击。

比如说你一门课考得不好，很消沉，因为人都是正反馈，一旦有负反馈就所有负反馈都来：你的学习不好，你的声望就低；声望低，你交不到好朋友，你的谈吐也不会提升；谈吐不提升你更不会有女朋友，所以你各种事情都会不顺利；然后你觉得很不高兴，不高兴更没有兴趣去上课，不参加活动，更不知道以后要干什么……”话说回来，当然两种模式的学生都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但如果遭遇这些的恰巧是个“直觉依赖者”，很可能负面影响也会比“目标掌控者”更大，因为“直觉依赖者”的自主性和目标感更低，更容易牢牢被外在的反馈所左右，故而更难以摆脱这种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