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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7章 变革之道，臻于至善（第2页）

却在外交场合坚守礼仪，出使楚国时，面对 “狗门” 之辱，以 “使狗国者从狗门入” 反讥，维护齐国尊严；在 “晏子使楚” 的典故中，楚王嘲笑齐人善盗，晏婴以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巧对，指出 “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既不失智慧，又合乎礼节。晏婴的 “和而不同” 思想，正是对齐国功利文化与鲁国礼乐文化的融合 ——“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这种既讲实效又重原则的态度，为 “齐变至鲁” 提供了思想基础。

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成为齐变至鲁的文化阵地。齐桓公（田氏代齐后）设立稷下学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招致贤人而尊宠之”，儒家学者如孟子、荀子曾在此讲学，将鲁国的礼乐思想传入齐国。孟子见齐宣王时，齐宣王问 “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答 “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巧妙将话题引向 “王道”，提出 “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孟子劝齐宣王 “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将齐国的 “富民” 政策与鲁国的 “教民” 理念结合。他还为宣王讲 “五十步笑百步” 的寓言，指出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将礼乐教化与生态保护结合。齐宣王虽未全纳，却也 “愿安承教”，可见礼乐思想对田齐的影响。

荀子在稷下 “三为祭酒”，其思想更是齐鲁文化融合的结晶。他既肯定齐国的 “礼法并施”，说 “治之经，礼与刑”，又强调 “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将礼视为法的根本。他游历秦国后，称赞其 “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却认为 “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原因在于秦国 “无儒”，缺乏礼乐教化。

荀子提出 “王者之政” 的标准：“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民不待政而化。” 既吸收齐国 “举贤” 传统，又强调鲁国 “教化” 理念。这种评价，恰是孔子 “齐变至鲁” 思想的延续 —— 仅有富国强兵不足以成王道，需辅以礼乐教化。

汉代的叔孙通，将齐国的变通与鲁国的礼乐结合，为汉高祖制定朝仪，实现了 “齐变至鲁” 的当代实践。叔孙通原为秦博士，后归汉，见刘邦群臣 “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便自荐 “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他到鲁国征召儒生，有两生斥其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叔孙通笑其 “鄙儒，不知时变”，最终征召三十人，结合秦仪与古礼，制定出新的朝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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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贺，“莫不振恐肃敬”，“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刘邦感叹 “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这种 “与时变化，因时制宜” 的礼乐革新，正是齐国精神对鲁国传统的有益改造。

唐代的魏征，堪称 “齐变至鲁” 的典范。他出身河北巨鹿（古齐地），性格务实，却深通儒家礼乐。辅佐唐太宗时，既劝其 “薄赋敛，轻租税” 以富民（齐之务实），贞观元年，关中大旱，魏征建议 “遣使赈恤，申理冤屈，除苛酷之法”，太宗从之，“民赖其利”。

又谏其 “居安思危，戒奢以俭” 以修德（鲁之礼乐），他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写道：“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

提出 “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将功利目标与道德修养结合。太宗正是吸收这种思想，开创贞观之治，实现了 “中国既安，四夷自服” 的局面，印证了 “齐变至鲁” 的可行性。

三、鲁变至道：礼乐传统的革新与升华

鲁国的变革关键在于打破僵化的礼乐形式，注入 “道” 的精神内核 —— 即 “仁” 为核心、“礼” 为形式、“德” 为根基的治理境界。孔子在鲁国的实践，已显露这种革新的曙光。他任中都宰时，“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路不拾遗，器不雕伪”，将礼乐具体化、生活化。

规定 “六十者异食，五十者异饮，六十宿肉，五十宿粮，六十以上与肉，五十以上与粱”，根据年龄提供不同饮食；“耕者让畔，行者让路”，规范日常行为。一年后，“四方皆则之”，鲁定公问孔子：“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 孔子答：“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

任大司寇时，“堕三都” 以强公室，叔孙氏堕郈，季孙氏堕费，孟孙氏守成，定公围成弗克，最终因三桓反对而失败，可见鲁国传统的顽固。但孔子并未气馁，转而致力于教育，“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将礼乐教化从朝堂推向民间。

孔子晚年删订《春秋》，正是对鲁国礼乐传统的革新。他说 “《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通过褒贬史事，赋予礼乐新的精神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强调礼的本质是敬，乐的本质是和，而非外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