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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8章 觚哉：名实之间的千年叩问（第2页）

“觚不觚” 的困境，并非春秋独有，而是贯穿中国历史的永恒命题。每当社会出现 “名实错位”，总会有智者站出来 “循名责实”，试图将变形的 “觚” 重新塑回应有的形制。从战国的商鞅变法到汉代的 “春秋决狱”，从唐代的《唐律疏议》到明代的张居正改革，本质上都是对 “不觚” 的纠正，是 “正名” 传统的延续。

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是 “循名责实” 的激进实践。他在秦国推行 “军功爵制”，规定 “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将爵位（名）与军功（实）严格挂钩，彻底打破西周以来的 “世卿世禄” 制。史书载，秦军士兵 “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正是这种 “以实定名” 的激励效果。他还设立 “告奸” 制度，“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确保法律条文（名）与执行（实）一致。司马迁评价商鞅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可见 “循名责实” 的成效。

但商鞅的 “正名” 过于刚性，只重 “实” 而轻 “名” 的教化功能。他统一度量衡时，只规定 “度、量、衡” 的标准 ——“一尺约合 23.1 厘米，一升约合 202 毫升”，却忽视了其背后的礼制内涵，甚至 “燔诗书而明法令”，焚烧儒家典籍。赵良曾劝他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商鞅不听，最终被车裂，印证了 “正名” 不能仅靠强制，还需兼顾 “名” 的象征意义，正如觚的形制既要规范，也要保留其承载的文化记忆。

汉代的 “春秋决狱”，开创了 “以名正实” 的司法传统。董仲舒提出 “《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即根据行为的动机（名）与结果（实）来定罪。《太平御览》记载一案例：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按律甲应处死刑。董仲舒却以《春秋》“父为子隐” 为由，认为甲 “非律所谓殴父也”—— 甲的动机是救父而非伤父，“名”（动机）为 “救”，故 “实”（定罪）不应为 “殴父”，最终判甲无罪。这种 “原心定罪”，通过《春秋》的 “大义”（名）来纠正法律条文（实）的僵化，体现了 “名” 对 “实” 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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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唐律疏议》，是 “名实相符” 的制度巅峰。这部法典开篇即 “名例律”，明确 “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体例”，将 “名” 的定义与 “实” 的量刑严格对应。如对 “谋反” 的定义：“谓谋危社稷”，解释为 “王者居宸极之至尊，奉上天之宝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庶之父母。为子为臣，惟忠惟孝。乃敢包藏凶慝，规反天常，悖逆人理，故曰谋反”，从 “名” 的内涵到 “实” 的惩处（凌迟）都规定得清清楚楚。更可贵的是，它还设 “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 的原则，通过类比确保 “名实相符” 无死角，形成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法者定名，刑者正实” 的体系。

宋代的程朱理学，则从哲学层面 “正名”。朱熹提出 “理一分殊”，认为 “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正如觚有觚之理，爵有爵之理，“名” 是 “理” 的体现，“实” 是 “理” 的落实。他编订《家礼》，规范 “冠婚丧祭” 的礼仪，甚至细化到 “深衣” 的尺寸 “袂之长短，举之及肘；袷之高下，及腰而已”、“丧服” 的布料 “斩衰用粗麻布，齐衰用稍细麻布”。他说 “礼即理也”，试图通过 “正” 日常生活之 “名”，来涵养人心之 “实”，这是对孔子 “觚不觚” 之叹的哲学回应。

明代的张居正改革，以 “考成法” 践行 “循名责实”。他规定 “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题奉明旨，或覆奉钦依，转行各该衙门，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即对官员的职责（名）与政绩（实）进行量化考核。如规定 “河道修治须三月完工，逾期未竣者，巡抚罚俸三月”。他还设立 “随事考成” 制度，“月有考，岁有稽”，使 “名实不相符者，查参究治”。这种制度设计，直指明代官场 “因循苟且”“名实背离” 的积弊 —— 如官员 “报喜不报忧”，水灾只报 “淹没田亩十之三”，实则过半；征税只报 “已征八成”，实则不足六成。张居正的改革正如将变形的觚重新校准，短期内使明朝出现 “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 的中兴气象。

这些历史实践表明，“正名” 不是复古守旧，而是根据时代需要调整 “名” 与 “实” 的关系：有时需要 “以名正实”（如董仲舒），用理念引导实践；有时需要 “以实正名”（如商鞅），用实践修正理念；更多时候则是 “名实互证”（如《唐律疏议》），使二者动态平衡。这种平衡的智慧，正是中华文明应对 “不觚” 困境的核心方案。

四、形制之变与精神之守：器物演变中的永恒

觚的形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变化：从商代的繁复到西周的简化，从春秋的变形到秦汉的消失（被爵、觯取代），再到宋代以后的仿古复制，但它承载的 “名实相符” 精神却始终未变。这种 “形制可变，精神恒在” 的现象，揭示了应对 “不觚” 困境的深层智慧 —— 重要的不是固守形式，而是守住形式背后的核心价值。

汉代虽无实用觚，但 “正名” 精神体现在铜器铸造中。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 “错金铜博山炉”，虽非礼器，却在山峦纹饰中融入 “昆仑” 意象，炉盖的烟雾从山峦间升起，象征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 的传统；炉座的盘龙纹则对应 “四神拱卫” 的礼制，使 “名实相符” 从酒器延伸到熏香器。马王堆汉墓的 “漆绘食案”，长 70 厘米，宽 40 厘米，虽形制与西周礼器不同，却严格遵循 “食不言，寝不语” 的礼仪规范 —— 案上杯盘摆放 “左酒右食”，与《礼记?曲礼》“进食之礼，左殽右胾” 完全一致，仍体现 “尊左卑右” 的等级观念。这说明汉代虽 “器变”，却未 “道变”，正如孔子所希望的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形式可简，精神不可失。

唐代的 “唐三彩” 虽多为冥器，却暗含 “名实” 考量。西安出土的 “三彩骆驼载乐俑”，骆驼上的乐师分坐两侧，中间舞者姿态谦卑，这种 “左右对称、中为尊” 的布局暗合 “君臣有序” 的礼制；乐师所持乐器 “琵琶、箜篌、笛”，皆为宫廷雅乐之器，而非民间俗乐，确保 “名”（宫廷乐俑）与 “实”（乐器组合）相符。法门寺地宫出土的 “秘色瓷”，虽为瓷器取代了青铜，但其 “秘色” 之名（意为 “皇家专用，秘而不宣”）与其供奉佛骨的功能（实）完美对应 —— 考古发现的 14 件秘色瓷，器形规整，釉色青碧，与文献 “类玉类冰” 的记载完全一致，体现了 “名实相符” 在新器物中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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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 “仿古礼器” 运动，更显对 “觚” 之精神的回归。宋徽宗命人编撰《宣和博古图》，收录历代青铜器 839 件，其中对 “觚” 的形制考证尤为详细：“觚，酒器也，所以礼天地、事鬼神、和人伦者也。其制上圆下方，体象天地，容量二升，应乎中和。” 他还命汝窑、官窑仿制古觚用于祭祀，考古发现的 “宋仿商觚”，虽纹饰简化，却严格遵循 “高 30 厘米、口径 15 厘米” 的古制，甚至刻意模仿商代的 “范铸痕迹”，使其 “名”（仿古礼器）与 “实”（祭祀功能）相符。虽然后世批评其 “泥古不化”，但这种努力背后，是对 “名实相符” 精神的坚守。

元明清时期，觚的形制进一步艺术化，却仍未失其 “神”。元代的 “青花觚”，纹饰变为 “松竹梅”“缠枝莲”，但 “上宽下窄” 的基本造型仍未变，象征 “谦尊而光” 的伦理；清代的 “珐琅彩觚”，器身多绘 “婴戏图”“花鸟纹”，功能变为陈设器，但其 “对称平衡” 的美学仍暗合 “礼者，天地之序也” 的传统。乾隆年间的 “仿青铜釉觚”，甚至在器身刻 “大清乾隆仿古” 款，明确 “名”（仿古）与 “实”（创新）的关系 —— 既不隐瞒时代，又不背离传统，这种 “明变守常” 的智慧，对当代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极具启示。

当代的 “文创产品” 中，也可见 “觚” 之精神的延续。故宫博物院推出的 “角楼咖啡杯”，杯身图案严格按照角楼 “九梁十八柱七十二脊” 的结构绘制，名称（角楼咖啡杯）与内涵（故宫文化）相符；杯型采用马克杯的实用形制，却在杯底印有 “故宫文创” 标识，既创新又守正。苏州博物馆的 “吴王夫差剑文具套装”，将古剑的 “菱形暗格纹” 转化为钢笔纹饰，使 “剑” 的 “杀伐之实” 转化为 “文房之雅”，但 “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名）与产品质量（实）仍保持一致 —— 笔尖采用铱金材质，书写流畅度经过百次测试。这些案例证明：传统器物的形制可以创新，但 “名实相符” 的精神必须坚守。